民法典颁布的离婚冷静期，你能接受这个制度吗？
今年高考过后，很多高考考生的父母选择到民政局离婚。虽然我国已经推出离婚冷静期，但也未能阻止夫妻离婚的脚步。
对于离婚冷静期，个人觉得可以接受，但还不完善。比起设置离婚冷静期，不如设置结婚冷静期，高质量的婚姻才能减少离婚的情况。
离婚冷静期的优缺点。
我国的离婚冷静期为一个月，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政府强制要求夫妻双方重新考虑，为期是30天。
如果冷静期过后夫妻间有一方不愿意离婚或过了规定时间没有再次申请离婚的夫妻，离婚申请视为作废。
夫妻俩如果想再次离婚，就需要再次提交申请，并再等待一个月。离婚冷静期刚刚实行，其中也存在利弊。
首先，离婚冷静期的优点。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闪婚闪离的情况越来越多。设置离婚冷静期能给夫妻双方一次后悔的机会，减少冲动离婚的情况。
在众多离婚案例中，确实存在冲动离婚的夫妻，因为一时气愤两人做出错误的决定。而离婚冷静期属于缓冲期，让夫妻有足够的时间再重新考虑一下。
然后，离婚冷静期的缺点。
一对夫妻能走上离婚的道路上，可能已经经过无数次的考虑，增添的离婚冷静期对于真正破碎的婚姻没有实质上的帮助。
就像高考过后选择离婚的父母一样，他们为了孩子一直隐忍着这段婚姻。但不幸婚姻的受害者还包括孩子，父母成天打架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好。
离婚冷静期并不适合所有家庭，有的夫妻一方承受着家暴威胁，好不容易协议离婚，却还要等一个月，如果对方反悔受害的一方还要继续忍受家暴。
虽然家暴可以走法律程序，但上诉的时间会更久。如果施暴一方思想比较极端，在等待期内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又该如何是好。
网友们的态度。
离婚冷静期出现后，很多网友纷纷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有的网友无法接受这项制度，认为新增的离婚冷静期，会让离婚增加难度不说，还会让人不愿意结婚。
也有的网友表示离婚冷静期似乎有些多余，夫妻离婚后悔了可以再次复婚。在复婚十几元的费用和离婚等待一个月之间，更多的人宁可选择复婚。
还有的网友表示对于身处异地的夫妻又该如何办理离婚，两地跑实在太麻烦，不仅浪费时间还给民政局增加了工作量。
依次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网友对此制度并不买账，也有的网友表示单纯设置离婚冷静期太不完善，可以设置专门的鉴定机构，让真想离婚的夫妻早日解脱。
其实离婚冷静期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其他的国家也有离婚冷静期，甚至比一个月更长。不过有的国家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增加了鉴定机构。
这个机构会对夫妻感情进行评估，看是否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个人可以接受离婚冷静期制度，但是否可以在完善些。
设置离婚冷静期，不如设置结婚冷静期。
其实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外界强制就可以维系下去的，很多夫妻在外人眼里恩爱如初，但真实情况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有的夫妻为了孩子，强忍着不幸的婚姻，但夫妻关系破裂后，家就变成了冰窖，夫妻彼此也变成仇人。
夫妻关系破裂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一时冲动的离婚，而是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可能两人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在日积月累的埋怨下，就会成为仇敌。
结婚时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结婚后发现两人性格不合，很多夫妻都败在夫妻磨合期上，最后分道扬镳形同陌路。
个人觉得可以设置结婚冷静期，给结婚增加思考时间，让情侣明白婚姻的重量。夫妻之间如果能懂得珍惜，就不会仇视对方。
让情侣之间更多的了解彼此，才不会在结婚后感到后悔。新增的离婚冷静期，对于恐婚族更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不幸福的婚姻，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孩子在父母身上没有学到如何与另一半相处，之后又会像恶性循环一样继续父母的错误。
所以设置离婚冷静期，不如设置结婚冷静期，让情侣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重新考虑对方是否值得托付。
言到此处。
对于离婚冷静期，个人可以接受这个制度，但觉得不太完善，可以适当添加鉴定夫妻感情的机构，教会夫妻相处之道。
民法典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所谓“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果以夫妻名义了，则构成重婚。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所谓“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的。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其他方法：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所列举的14种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凡与《婚姻法》(修正案)没有冲突的，依然有参考价值。即：1、一方患有法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民法典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2在传承中发展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立法迄今已走过整整70年。随着时代变迁，婚姻家庭立法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1950年，我国颁布的首部婚姻法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等原则，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础；1980年通过的新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进一步明晰了“婚姻自由”概念和内涵；2001年婚姻法大修，“禁止家庭暴力”“离婚救济制度”等内容，强化了对婚姻家庭中弱势群体的保护，是“男女权利平等”理念的继续发展。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后，婚姻家庭编草案有关内容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婚姻家庭编草案就有关条款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婚姻撤销有关情形的规定、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确立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专家指出，草案的数次修改，深刻体现了立法的与时俱进、问题导向和对民意的尊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夏吟兰表示，从强调形式平等到关注实质平等，再到关照弱势群体利益，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不仅体现了社会发展进步，还始终保持着对正确婚恋家庭观念的引领。注重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一大特色，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现行婚姻法对一些处理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婚姻家庭编草案在此基础上，强调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并对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出规定。这是继2017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总则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又一具体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树立优良家风入法，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中道德伦理规则的尊重，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整体提升。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真诚亦然。当婚姻出现“二选一”的难题时，婚姻家庭编草案体现出对当事人婚姻自主权的充分尊重。根据现行婚姻法，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将禁止结婚。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对方知情，是否患有疾病并不必然会影响当事人的结婚意愿。为此，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样一来，是否选择结婚的主动权，就掌握在当事人手中。婚姻家庭编草案还提高了亲子关系相关诉讼门槛，明确当事人需有“正当理由”才能提起诉讼。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这样规定是对家庭关系的谨慎维护，避免仅凭捕风捉影提起亲子关系诉讼，给家庭关系带来破坏。树立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价值导向在婚姻家庭类纠纷中，财产问题往往是一大焦点。如何更好地维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如何让无过错方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婚姻家庭编草案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根据现行法律，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婚姻家庭编草案则明确赋予了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的索赔权。“‘照顾无过错方’几个字过于抽象，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孟强表示，增加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司法实践的指引更为清晰，有利于惩罚过错方。此外，草案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范围，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更加严格，并合理配置了举证责任，较好保护了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权益。草案还规定收养人不得有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明确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对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权益保障更加周全。专家建议，针对当前婚姻家庭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还应继续细化，进一步维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比如，当一方要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造成夫妻共同财产严重损失的，另一方应有权要求赔偿；再如，增加对配偶共同居住权的限制规定，以防婚姻弱势一方因离婚而无家可归。
毕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涉及的有关争议问题探析
观点摘要：婚姻构成家庭，其相关法律知识是家庭结构稳固的法律基石。自《民法典》颁布以来，婚姻家庭编各项法律规定的变动已经影响到每个人，为了解答大家对婚姻家庭编修改产生的疑问，参照现实中的新闻热点，贴合相关法条规定，从而提炼了多个实用问题并将问题的解答归纳成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婚姻家庭相关法律常识。
毕莹，北京维卓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研学导师，企业合规师，婚姻家庭指导师，是婚姻家庭法实务方面的资深专家。擅长处理中小企业法律事务，对婚姻家庭、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等类型案件有极深的研究。
一、关于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之间的赠与问题
当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时，该约定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是夫妻之间的赠与？应当适用《婚姻法》第19条还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65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条规定的内容专指夫妻财产制选择约定还是包括婚内其他财产约定？应当认为夫妻约定的内容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式的，前述两种约定都在此列。关于“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含义，理解为债权的约束力可能更符合立法本意，即夫妻财产约定仍需遵循物权编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夫妻一方可依照约定的内容请求另一方协助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
无论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对方的比例是多少，都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这种约定是否可以撤销？
我国《婚姻法》中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在处理有关婚姻家庭领域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当该编没有规定时，根据其性质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物权编的规定。夫妻双方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虽因身份关系而产生，但双方的约定具有财产性质，可参照合同编规定进行裁判。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或约定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在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之前，依照合同编第658条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这与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并不矛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不意味着可直接排除具有赠与意愿的夫妻财产约定中的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前的撤销权。故夫妻一方将个人房产约定为共同所有，赠与人在产权变更登记之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这类纠纷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的。
有关经过公证的夫妻房产赠与约定不得撤销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公证程序是个动态过程，因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而启动，经公证人员的讲解清晰化，通过当事人付费和签署来确认。预设赠与人已经过认真考虑和衡量，故应保证合同的严肃性，不能再赋予赠与人撤销的权利。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看，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一旦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确认，即具有直接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这种合同不得撤销。
夫妻之间的约定非常重要。从内部效力而言， 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处理有关夫妻之间约定纠纷时，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应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外部效力而言，取决于第三人对夫妻财产约定是否知晓。由于目前我国夫妻间的财产约定缺乏一个公示平台，外人很难知晓其约定的具体内容。第三人若非明知，则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法律应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二、有关忠诚协议的认定问题
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履行，不应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一方面，若相关忠诚协议得到法院的支持，当事人为了获取证据，窃听电话、私拆信件以及对个人隐私权更为严重的侵犯情形都可能发生，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夫妻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演变为刑事犯罪案件。另一方面，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栓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不仅会加大婚姻成本，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从法律不保护婚约的情况看，忠诚协议这种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身份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违反协议一方甘愿净身出户或赔偿金钱，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固然值得称赞。但若一方反悔不愿履行，综合考虑各种利弊因素，不宜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从国外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的态度来看，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夫妻忠诚协议或忠诚条款的效力均持否定态度。笔者非常赞同王利明教授所持的观点，即国家公权力在涉及有关个人情感、隐私领域时，应当保持一种谦抑的态度。
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离婚协议对于房产的约定能否对抗强制执行的问题
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方式涉及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不宜轻易突破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因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而导致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应当定位于基于法律行为引发的物权变动。根据《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离婚房产权属约定必须经不动产登记才发生物权效力。如果申请执行人是诉争房屋的买受人，其享有的是对诉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权属的约定未经公示，难以与之对抗；当申请执行人对诉争房产享有抵押权等担保物权时，其作为优先债权人，债权因登记而具有公示对抗效力。
离婚协议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不应具有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未进行不动产变更登记时，权利人对相关不动产仅享有债权请求权。若离婚财产分割行为发生在执行依据的债务形成之前，并可合理排除夫妻双方串通通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的可能性，可认定债务人前配偶所享有的债权优先于申请执行的普通金钱债权。
“唯一家庭生活住房”不宜作为异议权成立要件，因为现行法对婚姻家庭住房没有给予特殊优待，现行法对“唯一家庭生活住房”的执行已有特别保护的规定，上述观点可资赞同。另外，实际权利人对于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是否存在过错也应是一项考量因素，比如争议房产存在按揭贷款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如被执行人不履行离婚协议有关房产的约定，原配偶在该房产被查封之前已通过诉讼裁判被执行人为其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只是查封时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为保护其正当权益，可以认定其享有的民事权益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
四、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形成扶养关系的问题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关系的类型，可以分为名分型、共同生活型、收养型三类。在继父母子女的关系上，存在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为出发点，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产生权利义务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收养关系。另一种是基于维护子女利益的考虑，在扶养关系中对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规定。
在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问题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双方要有形成扶养关系的意愿。如基于维持婚姻关系的初衷而对继子女抚养照顾的行为并不代表继父母有希望充当继子女父母的意图。第二，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从直系姻亲关系转化为法律拟制的血亲关系，抚养教育的时间不应太短，避免权力义务关系的失衡。第三，在认定形成扶养关系时，既包括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包括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扶助。这样可以鼓励继子女主动赡养继父母，将来也可以继承继父母的遗产。第四，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拟制血亲关系可以解除。即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时，作为继父母的一方对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抚养的，应视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自此解除，他们之间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不复存在。第五，受继父母抚养成人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一旦认定形成扶养关系，即便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成年继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继父母仍然有赡养的义务。
五、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的财产处理规则
对于如何处理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法院应当旗帜鲜明地保护合法婚姻。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调整的是具有配偶身份关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以有效婚姻为前提的。至于保护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的也是妇女的合法权益，不应该保护违法婚姻中妇女的权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为明确该条的可操作性，笔者建议修改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各自的收入以及继承和受赠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按照出资情况按份共有。这样规定一目了然，也符合立法本意。对于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的无过错一方，《民法典》既规定了处理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要照顾无过错一方，又规定了无过错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双管齐下的保护措施，能够有效地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值得点赞。
六、离婚时涉及的居住权问题
《民法典》第367条、第371条分别规定了以合同方式和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问题在于法院能否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
在离婚案件中，如果法院不能通过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仅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居住权合同的方式解决离婚时的经济帮助问题，势必减损居住权功能，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当然，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判决居住权的期限。如对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方，判决其对另一方的住房享有2年、5年等年限的居住权或者居住到其再婚时为止。对于结婚多年、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甚至可以判决其生存期间一直享有居住权。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帮助不能作为无期限的生存手段，否则有悖公平原则。如某甲诉某乙腾退房屋纠纷一案，某甲与某乙在法院调解离婚，约定某甲单位分配的公房由某乙继续居住，但未约定具体的居住期限。离婚后某甲取得了房屋产权，某乙与他人结婚并生育子女，某甲起诉要求某乙及其丈夫、子女腾退房屋。为了保住涉案房屋，某乙在诉讼期间与后任丈夫离婚。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吃定”前配偶的情形，虽然某甲与某乙离婚时调解协议未对某乙的居住期限予以明确约定，但并不表明某乙可以永久居住。某乙在涉案房屋中居住多年且再婚生育子女，无论从居住的合理期限以及某乙家庭生活的变化、某甲应享有的物权方面考虑，均应支持某甲的诉讼请求。某乙虽在诉讼中与后任丈夫离婚，但并不能因此逃避腾退房屋的义务。
“下调法定婚龄”争议10年:法理、情理如何断?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婚龄是“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这一规定始见于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也是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法律映射。
近10年来，伴随着老龄化加速、生育率下跌及晚婚晚育趋势日益明显，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不断提出“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然而，民调似乎并不“买账”，有网友调侃道，“下调了也没人生”，“该建议是提倡光明正大地啃老吗？”
该话题首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在2012年。当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将法定婚龄降至男女均为18周岁”的建议，引发了社会广泛热议。2017年，她再次将这项建议带上两会，不想又冲上舆论浪尖。
其后，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事实上，次年颁布的《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婚龄做出调整，不过近三年来，依然有法学学者接连发文呼吁“下调法定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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