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系统，适合养老吗？
一提到养老服务，脑中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欧洲，欧洲地域基础建设相对性健全，地域经济发达，社会发展可靠性安全度都比北美、南亚部分地区高，是绝佳的养老服务佛山，实际提到哪一个国家得话，综合性养老生活成本费，地域气侯，生态环境保护，移民投资难易度等各方面充分考虑。
德国是比较早踏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但德国人早已没了传宗接代的概念，没有哪个老年人是通过儿女的资产维持生活。现如今德国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些老年人因志同道合自行组合在一起，过起“同居生活”的老年生活，分别变成各自伴。
德国养老院给予三餐饮食，每一个楼房均设有饭店兼咖啡室。日常生活可以自立的老人到饭店来就餐，不能自理的由护理人员送至屋子。假如老年人想要，护理人员还可以用手推车把老人推倒饭店就餐。除此之外，养老院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如健身会所、公共图书馆等。虽然德国有专门的护理保险法（Pflegeversicherungsrecht）来要求养老护理组织应具备的基础条件，但不同类型的养老院还会继续根据自己的情况增添别的不同类型的娱乐项目，但是需要由老人缴纳额外花费。
养老院在德国许多，一共有一万二千好几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8200万人口的德国，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养老院。德国往往设立这么多的养老院，关键主要原因是，德国是欧洲目前最“老”的国家，也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更为很严重的国家之一，60岁以上的老人占23%，近1900万，仅65岁以上老人就已达1600万。可能到2050年，德国一半以上人口数量将高于50岁，1／3人口数量超出60岁。“老人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发展关注的焦点，都是德国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德国养老院各种各样，包含托老所、养老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其中以养老公寓为主导。在所有的养老院中，54％为慈善机构或地区社会团体（通常是教）所办，36％为个人养老院，公办养老院仅占10%。个人养老院收费标准最大，关键对象是有钱人。一般而言，民办养老院的设备更加优秀、齐备，游戏项目更有趣，医护水准更高一些。公办养老院收费标准最少，接纳的通常是中低收入阶级，因而，只具有最基本的设备、给予最低水平的服务。
而慈善机构的养老院价钱处于二者之间，其机器设备和服务处在中等偏上。因为公办养老院医院病床比较有限，并且入住的标准有严格限制，因此大多数人只能委屈求全，挑选慈善组织或社会团体举行的养老院。不管是哪一种养老院，政府部门均给予对应的补贴，每一个医院病床给与16000欧的一次性政府补贴。
述评：德国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目的目标、责任主体、治理机制
20220628 闫安
昨晚听了CAFF50秘书长董克用教授主持，德国安联集团资深养老金专家Michael主讲的德国养老体系分享。深有共鸣。就象有次CAFF50论坛原全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先生所言，“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社会保障具有共通性、普适性、公共性。养老医疗健康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就如互助本源与古埃及金字塔同时诞生一样，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甚至源于动物进化互助行为与组织分析。
讲座共鸣最多的是130多年德国养老体系建设与国家社会保障的目的和目标始终如一；政府主导引领规制不断完善；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和建立合作博弈机制等。
相比我国养老金领域“反复试点”（“试点总结”还缺乏独立第三方成效评估机制）。此次讲座，M先生关于“德国养老体系”的现身说法，就是美玉无价。国际视野看，称得上养老体系典范的只有德国、英国、美国、智利等国家。
德国俾斯麦政府1883年制定了世界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了《工人赔偿法》，1889年实行了《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英国《贝弗里奇报告》“普遍性、统一性、保基本、权利义务对等”四原则，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典范。美国三支柱养老金入市推动了数十年长期资本市场繁荣。智利在个人账户完全积累模式并与退休领取年金相结合基础上，近年类似德国吕鲁普计划的“团结储蓄养老保险”。各国养老金体系虽然修修补补，但没有止步不前。
所谓“保障体系”，既包括了疾病、工伤、养老、健康等保障内容，包括了此次讲座养老领域“垂直生态体系”。如德国养老体系制度定位目的目标、受托责任主体，以及不断完善的多层次治理模式等。典型如植入第一层基本养老的针对个体劳动者吕鲁普计划（2004），以及植入第二层补充养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李斯特计划（2001）等。
德国不仅仅养老体系领先，而且在医疗保障领域也是满意度很高，走在世界前列。医疗、工伤、健康领域还有其特殊性。正如德国医疗体系中，私立医疗并不意味着营利性商业，还包括社会慈善组织经办的私立非营利医院。医保是医疗保障中枢。2017年德国46家健康险公司中，股份制健康险公司与相互（互助）制健康险公司均衡发展，后者有21家，市场份额41.5%。
“上医治未病”，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新冠疫情让世界头号医疗资源大国美国私有化、市场化的医疗体系“一地鸡毛”。但瑕不掩瑜。会员利益最大化和健康为中心的美国凯撒医疗互助保险一体化组织HMO模式（KaiserPermanenteMedicalGroup），早在2011年是原卫生部医改方案的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健康中国战略等明确了医疗公益化、健康产业化发展原则，“中国版凯撒医疗互助保险HMO模式”正逐步走向台前落地。这不同于业界推崇的，同样源自美国的商业化、私有化经营的，“为病而病”“为保而保”联合健康集团模式（UnitedHealthGroup)。
德国社会保障体系典范，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养老医疗，但养老医疗是人全生命周期风险保障的核心，也是我国内循环大健康养老的主体，需要统筹关注。
围绕讲座，首先，M先生特别强调了德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目标Purpose”“目的Ambition”。是宗旨，也是制度“发心”，政府核心主导作用责无旁贷。
德国养老体系“目的”“愿景”是社会保障与政府责任，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是“富人俱乐部”，所以针对原先未覆盖的个体劳动者植入到基本养老保险层面的吕鲁普计划，以及植入第二层补充养老性质的针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李斯特计划。
反观我国，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规模覆盖率与基本养老10.3亿人、6万亿相比，参加人员只7%，只有7200万人参加。但基金规模已达4.5万亿，占比75%。形成事实上的“富人俱乐部”效应。包括克强总理说的“6亿人、月入1000元”在内的9亿多人，实际上没有参加和享受补充养老保障。
正在落地推进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同理，我国需要充分研究和借鉴德国吕鲁普计划、李斯特计划，英国国民养老储蓄信托，智利团结养老金等针对社会自雇人士、灵活就业、弱势群体的补充养老保障等养老金体系建设成功经验和教训。否则，就是容易陷入“贫富”马太效应，也有违社会保障公平与共同富裕目标。
M先生强调的“目的Purpose”，就是德国政府对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标准与退休前一样，而设定的养老金替代率目标，约在70%左右，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发展，都围绕此目标，不断完善和优化。始终保持养老替代率目标，一旦低于目标水平，政府政策制度的干预责任和义务。“缺什么补什么”。不是“为补而补”，或是金融行业的财富新蛋糕、业务新蓝海或者行业自身的“政策红利”。
M专家讲的“目标Ambition”，追求的是“积极的、正向的收益”，是社会保障广覆盖，替代率目标可实现。包括基本养老层和补充养老层。对比德国一二层次补充性、广覆盖的吕鲁普计划、李斯特计划，中德之间差距显著。我国基本养老实现了“广覆盖”，突出矛盾更在于补充养老层，因此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定位与“目的”需要多层次养老协调发展，而非财富效应本身。
体现在政策、制度、监管都明显滞后。比如M先生说，德国第二层次覆盖率在30%还“嫌低”，着力扩大覆盖面。而我国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占比仅仅为7%。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空白，而德国直接通过吕鲁普计划，精准的将个体劳动者直接“植入”到第一层强制的基本养老保险里面。
完全积累型的吕鲁普计划依据2004年德国政府《老年人收入法》实施的，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层。与植入第二层补充养老保险的李斯特计划，都属于完全积累型。实际上已经将原有的养老金三支柱体系重新定义为三层次体系，即强制性、补充性、商业性，围绕“目的”“目标”，多层次养老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
类似德国针对弱势群体的吕鲁普计划（向无法享受国家基本退休福利的个体劳动者提供政府大数额、高比例退税）和李斯特计划（较少储蓄就能得到全额补助），政府强势介入补充扩面，其他国家典型如英国、智利。
英国强制性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制度，在2008年《养老金法案》中针对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全国职业储蓄信托”（NEST，NationalEmploymentSavingsTrust）。
智利在原先个人账户完全积累型AFP基础上，2008年，出台非缴费型“团结养老金计划”，对低收入社会人群（包括在智利居住至少20年同时家庭收入属于后60%范围内的智利居民），“兜底式”在退休时都可以获得一份按月发放的基础养老金。
其次，在多层次养老金替代率和广覆盖“目的”和投资完全积累“目标”抱负基础上，是M先生认为的关于“个人与集体”最重要的话题，即“IndividualCollentive”养老金体系建立路径问题。他认为集体系统要优于个人系统。
实际上强调的是“受托”责任主体，是受托人或养老基金独立董事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受托人和养老基金董事会关键在于“独立”“专业”，还不仅仅是自动加入、自主选择，或者投资默认等“技术手段”。
受托治理模式，这不仅仅是德国经验，也是国际经验。
例如美国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加利福尼亚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CalPERS），”基金运作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基金治理采取了以受托人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受托人拥有了基金管理的绝对排他性的权威。在这种模式下，受托人的内部构成、投资决策等直接关系到基金业绩和参与会员的利益。（李曜、袁争光，2006年《证券市场导报》）
受托责任主体更多是法律保障、制度定位、管理机构。正如美国2006《养老金法案》中的养老金投顾同样要承担“受托责任”。英国、日本等海洋法系国家承担受托责任即为受托人的“受托群”。不同于我国第二支柱养老金的可兼职、非独立的“法人受托机构或内部年金理事会”。受托主体责任明确也有利于缴费确定型DC养老金计划管理。
与之配套的，正如中国基金业协会研究报告《德国养老金体系的研究与反思》指出“2013年德国《养老金完善法案》要求吕鲁普养老金（Rürup）和里斯特养老金（Riester-Rente）的提供商使用相同的产品信息表。统一产品信息表的引入，使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住房互助储金信贷社提供的税优产品变得更加透明，增强了产品之间的可比性。”同时，统一监管层面“德国针对里斯特养老金计划，将银行监督局（BAKred）、保险监督局（BAV）、证券监督局（BAWe）三家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负责监管。”（中国基金业协会，2018年3月13日）
第三，保险业在德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发挥。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保险业是金融体系三大支柱力量之一，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金融属性、保障属性、科技属性、服务属性。是“社会稳定器、经济助推器”。
M先生开场部分介绍了德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金、康复、失业、工伤、护理等。因为主题所限，没有言及同样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与德国养老体系共通之处，在于配套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保险行业可借鉴的深度介入社会保障的实践经验。
“上医治未病”，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想起1997年自己在担任中国平安与德国DKV健康保险“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大项目经理时，德方专家和企业方需求是“七分预防保健，三分保障”，而当时受各种因素局限，初始介绍补充保险方案正好相反，即“七分保险，三分健康服务”。良性生态正是现如今健康中国战略的“围绕医疗做公益，围绕健康做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关键在医保支付改革）”。
近年中国保险学会发表的《德国医保治理及商业健康保险融合发展的研究》一文，作者为留德博士中国太平洋人寿首席医学官邵晓军及泰康养老健康保险部冯鹏程、厦门大学赵正堂博士等。德国医保与养老一样，社会保障、人均寿命、社会满意度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篇深度报告中，对德国医疗保障体系分析结论，指出“医保在德国医疗卫生体制中处于枢纽地位，带动了医院、医生、医药等各方面的改革与完善，发挥着基础性“牛鼻子”作用。”“核心机制是以医保资源为支点，以医保支付方式为杠杆，以利益激励为传导动力。构建社会协商为基础、利益博弈机制为遵循的共同规则。”
实际上，就是美国医疗健康服务与互助保险一体化HMO组织。我国而言，有利于实践“四个整合”。一是健康保险支付方与医疗健康服务方的整合，通过“保险+服务”，赋能实体经济；二是互助保险方与投保人会员“二合一”整合，会员利益最大化；三是互助保险组织会员（患者）与医疗健康服务方整合，以健康为中心，“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建立正向激励关系；四是医院医生纵向横向整合，纵向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整合，横向预防保健、门诊、住院、家庭康复之间整合。
正如德国住院与门诊分设，全科医生“守门员”制度，“首诊只能去全科诊所，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去医院”。也如深圳罗湖医院“双向转诊”成功经验。全科与专科、门诊与住院纵向合作，同类医生、同类医院则横向竞争。
遗憾的是，《德国医保治理及商业健康保险融合发展的研究》一文作者，仅统计分析了股份制和相互制健康险公司市场主体发展情况，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指出股份制健康险和互助制健康险发展变化的“原因”。
“1960年，德国有97家健康险公司（股份制健康险公司7家，相互制健康险公司90家），股份制健康险公司保费收入占33.7%，相互制健康险公司保费收入占66.3%。之后，相互制健康险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逐步缩小。2017年，德国有46家健康险公司，股份制健康险公司增至25家，占据58.5%的市场份额；相互制健康险公司有21家，市场份额下降至41.5%。”数据可见，股份制与相互制健康险公司是均衡发展的主流保险形式。
——原因和答案在于，德国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障内容“主要是为法定医疗保险参保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提供单间病床、镶牙、选择性治疗、心理疾病治疗等。”是商业化、个性化的高质量医疗服务，不是围绕健康管理提供服务。
中德差别在于，中国银保监会《健康保险管理办法》鼓励将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相结合，“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疾病预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降低健康风险，减少疾病损失。”体现健康中国战略要求，“也符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疗公益化、健康产业化”原则。这是我国的后发优势所在。
总之，德国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多元参与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作为有130多年历史世界上第一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国家，其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值得充分学习与借鉴。
德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战后,德国对农业的发展不太重视,但出于民众对食品安全广泛关注的考虑,确保社会稳定,保障农产品能自给自足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德国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与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建立完善的农民养老保险体制是其中的优惠政策之一。当时,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迫切需要实施农民养老金政策。而传统的农民养老模式是由农民子女来负担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政府不提供任何养老保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当孩子长大之后,子女更愿去城里谋生,不愿意接替父亲的衣钵——在农村务农,或者有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所以,政府急需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经过探索,德国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过三种模式:一是平等模式。这一模式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即农衡扮民在退休之前,每个农民缴纳一笔费用,待其退休之后,政府支付他们同等的一笔退休金。但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存在过度支付的风险。二是额外奖励模式。上世纪70年代,农民的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了55岁,等于农民提前放弃了土地生产,同时失去了生活收入来源,因此,政府会额外付给农民一笔养老金。这种模式仍然依赖于政府大量的财力投入,相对于第一种模式而言,政府的负担并未减轻。三是收入支付模式。进入上世纪90年代,政府对于退休农民养老金的支付,是根据农民和他妻子的收入决定的。由于收入是绝对数,所以需要支付的养老保险金也有固定的上限。但是,此种模式仍有弊端:第一,农民的家庭收入不好确定。第二,农民死亡,其妻子仍然享受政府原本给她丈夫的福利待遇,造成政府的养老金支付成本并没有降低芦拦迟下来。德国现行的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是“付多少,用多少”的模式。即由年轻人出钱,老年人享用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和老龄化趋势的增强,由年轻人提供的这笔资陪李金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需要政府拿出一部分钱来弥补其差额。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成为一种不断消耗公共资源的模式,并且由于中央政府对这个模式的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退休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目前,德国仍在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农民养老保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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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有什么政策,法律,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德国养老保险制度自957年以来，一直实行着年德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这种养老保险体系已无法支付足额的养老金，并推行了“里斯特”改革，将原来单一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成为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该项改革削减了第一支柱养老金，通过津贴和税收减免，发展基金制的第二、第三养老保险体系。
为了鼓励补充养老金体系的建立，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例如：直接养老储蓄津贴、税收抵免特别指出、延期纳税等此外，德国还延长了法定养老金缴费年限：年龄满63少工作35年才有权利提前退休，但每提前退休一个月就会扣除其退休金的0.3%，年满65岁并且工作45年才有权退休并且不扣发养老金，残疾人则需要年满62岁并且工作35年才有退休的权利。
二、延长退休年龄。
为了保持一定的缴费人数，以保证足够的养老金供给，德国政府不得不逐步提高退休年龄。1997女性为60岁；2004目前，德国已经决定将强制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现在两个智库正在研究，要把退休年龄再延后3年，到70岁欧洲执委会在去年7月也进行了类似研究，预测欧盟的27员国到2060年，可能需要把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
三、教育改革。
自2010年起，德国的高等院校将全面实施“博洛尼亚进程”，本科学业时间为3年，硕士学业时间一般为4个学期，博士学习时间由原来的5年缩短3~4年。其次，强化职业培训，提高教育与职业相关性，培养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2009德国政府拿出近150亿欧元作为对大学和培训机构的投资，2010年又提出了新的措施：与经济联合会和各州文化部签署职业教育和专业技术人才接班人国家公约，特别约定了职业教育数量目标。德国政府相信由此可以提高社会效益，延长人们一生中的工作时间，从而也延长了交纳各种捐税和保险费的时间。
四、鼓励移民。
通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增加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可以从其他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的国家引进劳动力来解决德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德国政府积极鼓励移民，特别是吸引优质移民，通过同化和整合移民来提高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据统计，2010年德国8200万人口中就有1500万是移民。德国已然成为欧洲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
五、鼓励生育。
随着新生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德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预计2010年－2015年每名妇女的生育数仅为1.3。对此，《法兰克福汇报》编辑希尔马赫尔博士说：“不生孩子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它早晚会毁了德国。”为了鼓励生育，2010德国政府又一次提高了用于儿童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有孩子的家庭将获得每个孩子100欧元的额外补贴。
六、提供多种养老方式。
入住“专业护理老人院”是德国老人最普遍的一种选择，这些养老院拥有世界一流的硬件设备和人员管理方式。不过近年来，德国又兴起了一种名为“老年之家”的互助养老方式。德国一些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也探索出了包括“多代屋”在内的多种互助养老模式。
七、发展长期护理保险。
1995日德国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法案。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大支柱”险种，所有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保险资金由政府、企业、个人和医疗保险机构四方负担，政府承担1/3以上。护理分为在宅和住院护理两大类，按需要强度又可分为三类。可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老年人的长期照料问题。
德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优缺点有哪些？
人口老龄化社会没有优点。
德国是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在65岁以上。在世界范围内，其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日本。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德国人口约为8180万，其中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小于15岁，该比例为欧洲最低，全球也只有日本的这一比例低于德国。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德国未来的人口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40年之后人口数量将减少1200万，低至7010万人。
人口老龄化对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德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削弱；公共财政负担加重；社会保障资金将面临空前危机；并由此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社会心理问题等不良后果。2009年，230万德国人需要护理，而这一数字在2030年将增至330万人左右。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系统应对老龄化的国家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典范；2012年生效的法律规定，退休者的年龄将由过去的65周岁逐步过渡到67岁；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党还起草了一份议案，拟向25岁以上有收入的人群征收一份额外的“年龄税”，让这些年轻的工作者帮助国家应对迫在眉睫的养老压力。
德国重度老龄化
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统计数据表明，1980年德国人平均年龄为37.1岁，比1970年增加了2.2岁(增6.3%)。而1970年的平均年龄34.9岁与1960年的平均年龄34.8岁相比之下几乎没有变化。1990年比1980年增加了1.7岁(增4.6%)，2000年又比1990年增加了1.4岁。1980年至2000年平均年龄相对缓慢的增长原因，来源于外来人口和东西德统一。在这两个因素消化之后，2010年比2000年再猛增了2.6岁。
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年德国人平均寿命达79.80岁，其中男性达77.70岁，女性达82.74岁。据联邦统计局2010年数字，60岁以上人口达2.17千万，占总人口的26.6%，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60千万，占总人口的19.6%。2030年德国60岁以上的人口预测将达36.2%，2050年甚至将超过40.9%。现在德国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1%，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由目前约1600万人增加到2400万人；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约34%。当前德国每5个人中有1个是超过65岁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到2030年每4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60年上升到每3个人中有1个。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德国采访期间，曾在法兰克福街头看见一对中年夫妇带着5个孩子过马路的温馨场景，大的有10多岁，最小的还躺在手推车里。但德国同行苦笑摇了摇头，他告诉笔者一句格言——“Youcanimaginetheopposite”，用来说明眼前的情景只是特例。事实上，在德国，看到的也确实是“相反的情形”：汉莎航空的空姐是“大嫂”；酒店里的服务生是耄耋长者；租来车辆的驾驶员也多数是老年人。
德国人口自2003年以来就不断减少，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低下。据统计，现在德国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2006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14.4万人，预计到2030年，德国总人口将由目前的8250万人下降到7800万人。伴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德国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联邦统计局负责人索美指出，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德国妇女不再做母亲。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德西的托儿所数量不足，很多小学午后就关门。2008年，60岁以上妇女中11%没有孩子，而这个比例在40到44岁年龄层的女性中是21%。据联邦统计局称，从现在起到2060年，德国人口将减少到6500万—7000万。老年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出生率又不断下降，德国社会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由于自然余额(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差额)呈负值，德国经济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巨大挑战，未来十年增幅可能出现明显回落。经合组织发布的《2012年德国经济报告》指出，长期来看，德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的较低水平，10年后甚至可能降到1%，主要原因是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劳动力数量下降。
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在报告发布会上说，德国未来要保持富足，需要在劳动力市场、税制系统和能源政策上进行结构改革。
研究人员预计，2016年至2025年期间，经合组织每年就业人口平均增加0.5%，而德国同期就业人口将明显减少。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51%上升到74%。
经合组织经济学家要求德国政府进行改革，提高就业人员数量，通过让更多妇女从事全职工作和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获得专业人才。为此，德国需要在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上进行改革。例如，减少对单职工家庭的税收优惠，同时投资建立服务好而价格低廉的幼儿园。
古里亚说，2012年德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4%。未来德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加强内需和提高劳动力潜力。经合组织建议德国放松建筑师和律师等一些服务行业的苛刻规定，不仅直接资助而且通过减免税等方式推动科研开发。
劳动力也将形成缺口。尽管目前人口老化的有害效应因越来越多的妇女和老龄劳工参加工作而得到抵消，但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研究所(IFW)研究员科思预言：“就业人数的减少从长期看将削弱德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增长率今后每年应在1.2%上下，而2000年是1.5%。”联邦劳工局预计，德国到2025年的劳动力缺口将达到700万，必须大规模引入外来人才。
退休的老人日益增多，将对公共财政产生影响。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10年，德国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照此发展，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负担更多的老人。目前德国需护理的老人约230万人，其中150万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另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针对德国老龄化迅速的发展，世界著名的审计师机构EnrstYoung2011年9月的调查结论是，至2020年德国将有9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换句话说十年后需增加10万个机构养老的床位，单独此项投资就需177亿欧元。
人口老龄化造成社保支出增加，社会保险体系的资金保障将面临重大挑战。位于柏林的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科林霍尔茨表示：“随着德国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年龄，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将面临空前危机，如今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因为缺少资金而无以为继。即使出生率能有所提高，但新生儿的绝对数量还是会持续下降，因为育龄妇女的人数正变得越来越少。”
德国联邦议会工作组最近提出一项“年龄税”建议，即每个年满25周岁的德国人按照收入比例缴纳一定金额以建立储备金，保障未来不断上升的养老金支出。工作组的理由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将在2030年左右退休，届时所需医疗和护理支出将大幅增加。
“年龄税”的诞生来自于对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不堪重负的担忧，由于涉及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和经济公平问题，其可行性还有待论证。该提议还受到了来自执政党和反对派的多重批评。
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国民经济生产力下降，税收负担加重，带来年轻人负担加重、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会加深社会代沟，出现更多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影响社会和谐。德国专业人才紧缺、养老院护理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表明，以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已经开始对德国的社会经济产生影响。有分析认为，德国今后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欧债危机和能源短缺，而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德国各部委正联手制定一项“人口政策”方案，对德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进行长远规划。默克尔为此主持召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专家会议，邀请各界代表共同商讨对策。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接受《商报》采访时提出“2030议程”，指出要及时应对社会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他坚持将退休年龄延至67岁，提高女性在领导层的比例，并支持外来移民政策。提出“年龄税”的工作组不仅强调社保基金的稳定，还提出了创造家庭友好型社会氛围、倡导外来移民、雇佣更多女性和老龄职工等多方面措施。同时，提高出生率及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之间的平衡等根本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家庭友好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据认为，法国的生育率好于德国的原因就在于其家庭政策的鼓励与配合。
有人口专家认为，人口发展从多子的农业社会到老龄的工业社会一般经历五个阶段，在最后阶段应该重新达到平衡。从当前的情况看，全球的工业国家仍在朝着老龄化社会发展，是否能够达到理论中的新平衡，还有待事实检验。
在新加坡的一个会议上德国绿色环保城市弗莱堡市市长迪尔特·萨罗门(DieterSalomon)谈起了城市的未来。当被问及未来30年德国城市将会如何之时，他微笑着说：“不会有未来”。
市长先生并没有夸张。几十年以来，欧洲的人口增长是全球最缓慢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人口替换率，且比美国低了50%左右。假以时日，这种人口趋势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到2050年，欧洲现拥有的7.3亿人口将减少7500万至1亿人，其劳动力人口也将比2000年时减少25%。
德国是欧洲大陆的超级经济体，逃脱人口“寒冬”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到2030年，德国每100个人中就有53个退休者，相比之下美国为30人。如此，德国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成本将蚕食其现行节约/产出型经济的成果。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克·爱波施塔特(NickEberstadt)称，到2020年，德国债务本息占GDP比重将会是目前希腊的两倍。
政府的对策
德国是世界上最先建立公共养老体系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当时的宰相毕斯麦就设立了养老保险，在整个20世纪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1995年的护理保险。总的来说，养老主要是由社会来承担，公共养老金待遇也十分丰厚。自从护理保险问世以来，养老产业给社会提供了几十万的就业机会。
为了应对老龄化，德国在单一公共养老体系基础上增加了积累性养老计划。德国公共养老体系(GRV)采用现收现付制，所需资金来源于工薪税和财政补贴，工薪税税率为19.5%，负担约70%的公共养老支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认识到老龄化将严重影响公共养老计划的可持续性。德国于1992年启动养老改革，主要政策包括修改养老待遇调整机制，避免养老待遇过快增长，控制提前退休，这些方法在减少养老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养老待遇。为了弥补养老待遇下降，德国建立了自愿性质的完全积累养老计划，个人缴费率为4%，政府给予税收优惠。积累计划的覆盖面目前还有限。2004年，德国进一步修改确定公共养老金待遇的公式，新公式根据退休人口与缴费人口比例的变化自动调整公共养老金的待遇，在老龄人口比例上升时，公共养老金待遇会自动减少。
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三部分，后两者又被称为“补充养老保险”。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政府的养老负担也在逐步增加。为此，德国政府在维持法定养老保险主导地位的同时，也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更多地参加“补充养老保险”。
在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广，既包括一般的养老金，也包括职业康复待遇、职业能力或就业能力丧失后的养老金等。原则上，所有雇员都是法定养老保险的义务参保人，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等一般参加私人养老保险。
法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缴费，费率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调整，目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的19.5%，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一半，当雇员月收入低于某一限额时，则由雇主单独支付。此外，法定养老保险每年还获得国家补贴，总额约占当年养老保险总支出的五分之一。养老金根据退休者退休时的工资和工龄长短计算，但最高不超过退休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5%。
此外，德国还大力鼓励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与法定养老保险不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采取“直接支付原则”，即职工在工作期间积攒了多少企业养老保险，退休后他就能得到相应数额的养老金。职工缴纳的企业养老保险占工资的比例每年由行业劳资部门和政府协商决定，且这部分养老保险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养老保险最初是作为福利向职工发放的。
从2002年起，德国颁布新法律，规定企业职工有权利要求雇主将一部分工资或者节假日奖金变成企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组织形式及受保人等均可自由选择。目前，德国的企业养老保险对劳动力的覆盖率已经高达65%，成为养老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补充部分。
尽管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属于自愿性养老保险，并由私人公司经营，但政府并非完全放手不管，而是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为了防止雇主因宣布破产而无法支付养老金的风险，德国设立了雇主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会作为担保机构，规定开办企业养老保险的雇主有义务向担保机构投保，如果企业破产导致无法支付本企业的补充养老金，则由该基金会支付。
私人养老保险也是自愿的，并且也能得到国家补贴。目前，德国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所支付养老金的比例大约分别为70%、20%和10%。德国政府希望，私人养老保险支付的养老金近期能提高到整个养老金的15%，中远期达到25%至30%。这样，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将有望从现在的补充地位逐步提升到与法定养老保险相近的支柱地位。
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给德国19世纪创建的养老保险体制带来极大冲击。德国的退休保险体制实行的是“转摊方法”，也称“代际合同”。具体说，就是由当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用其所缴纳的退休保险金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按照一般规律，最合理和有效的比例应该是每三个在职员工养活一个退休人员。而德国目前是每100个在职人员为44个退休者提供退休金。按照现在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再过20年，每100名在职员工要养活78个退休者。到那时，想靠在职员工交纳保险金来保障退休者的生活已不可能。
当德国19世纪初推行养老保险体制时，法定的退休年龄是70岁，而那时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1956年德国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时，把退休年龄定为65岁。这几年，德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5岁，但平均寿命已达到80岁。因此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开始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欧洲社会已对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习以为常，一些福利国家更被视为欧洲大陆退休人士的乐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行制度即将破产，但老百姓关心的往往是眼前利益，反对延长退休时间。记者的一位德国朋友就认为，这个决定不符合实际因为在德国企业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在65岁之前就已经因身体等原因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推迟退休年龄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和晋升空间，延迟退休就是延长国家的新陈代谢周期。德国工会也批评说，该项改革措施无益于德国的老年保障体系，是变相的“缩减养老金计划”。不管老百姓如何反对这一措施，但人们必须认识到，对现有福利体制进行改革是德国必须面临的“痛苦现实”。
为了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制订了一项专门资助有关人口老龄化各领域研究的综合科研计划。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安妮特·沙范在介绍这项名为“德国政府人口变迁研究日程”的计划时说，这是德国首次专门就人口老龄化制订跨学科研究计划。德国政府计划到2016年总共为该计划投入4亿多欧元。这项计划涉及的课题既有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旨在改善老年人生活的通讯、交通、建筑新概念以及培训、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具体技术问题。
沙范说：“我们要通过科研，推动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的新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开发。我们要为全社会的福祉去发掘至今仍潜藏的长寿社会的宝藏。”
德国教育和科研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德国未来不仅要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还应善于充分利用老龄化的机遇。比如面对未来年轻就业者逐步减少的现实，如何更好地发挥年长就业者的作用。研究计划的一个资助方向就是促进企业界和教育界为类似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福利国家的养老楷模
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和其它经济领域一样，德国联邦政府原则上不直接介入“银发经济”的市场开发，但政策上给予充分支持：财政上支持需要护理的老人，税务上支持护理企业。德国社会福利法共有十二卷，是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
护理费用首先来源于护理保险，牵头单位是卫生部。标准分别是：
居家养老：护理级别1，每月450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100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欧元；
日间或夜间照料中心：护理级别1，每月450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100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欧元；
短期托老所：护理级别1至3，每月1550欧元；
机构养老养老院 ：护理级别1，每月1023欧元；护理级别2，每月1279欧元；护理级别3，每月1550欧元；
老年痴呆症：每月2400欧元；
需要说明的是，护理保险的金额是建立在非全保基础上。比如柏林的养老院对于护理级别2需每月3000千欧元费用，除去护理保险每月所付的1279欧元，自己必需交付剩余的1721欧元。
如果个人无法交付如上所述的1721欧元，则国家根据个人收入的底线而作出相应的财政补贴。德国社会福利法第十二卷作出了财政补贴的规定，牵头单位是民政福利部。
对于护理企业给予税务优惠政策。德国目前企业征税主要有两项：销售税目前19% 和赢利税。企业赢利税又分企业所得税15% 和企业营业税约13% 。对于护理企业则免销售税和营业税，只交企业所得税。
地方政府对于老年住区也会给予支持。由于德国联邦制的特点，地方政府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政策上或财政上的支持。如慕尼黑地方政府针对地价极高的现状，对建立小型老年住区给于政策上有力的支持，即所谓的慕尼黑模式——以建筑指标换取相对便宜的地价用于公共事业。“慕尼黑图得林老年住区”包含居家服务监护式公寓49套及108个床位的护理式托老公寓养老院 ，地方政府另给予每个床位16000欧元的一次性财政补贴。
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德国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这一原则在德国基本上已实现。目前德国需护理的老人约230万人，其中150万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得到亲戚朋友邻居的帮助，他们的年龄平均在80岁以下。另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通常在养老院生活的老人年龄一般在80岁以上。需护理老人的第一阶段以居家养老结合社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进入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主要是以传统居家上门护理为主，日间照料中心和短期托老所为辅所组成；居家上门护理，护理保险则按护理级别以固定的金额支持上门护理的服务。例如蕾娜范集团在德国许多地点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目前共服务顾客1600人。
通过上门护理服务的帮助，在洗漱早点完毕后，老人可去日间照料中心。在那儿通常有针对老年人的不同活动，如朗诵、剪纸、记忆训练、下棋打牌和制作蛋糕等。回到家后的晚饭洗漱及上床，又由上门护理服务来完成。
在亲戚朋友邻居不在的情况下或自己刚从医院回家需康复阶段，老人可进入短期托老所。根据护理保险规定每年最多两个月。
德国2010年有80万人选择机构养老，即进入养老院，十年后的2020年，预计有更多人进入养老院。老人普遍和子女分居，子女工作的压力和对个人生活的追求以及出生率下降等，是机构养老在德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据统计5年前平均每人在养老院的时间约2年，目前的停留期大大缩短了，估计在1年左右。换句话说，老龄化的发展对床位的需求应比预测的更大，只是周期性的缩短及上门护理服务业的发展才缓解了这一问题。
目前在德国共约12000养老机构，80万个床位，也就是说每个养老机构不到70个床位。这与德国的人口密度和他们的生活品味有关。但出于竞争和成本压力，现在新建的养老机构通常都在120床位以上，并且大多都建在城市。
养老院与居家养老的不同，在于24小时可以享受全包位服务：护理，日间生活和起居。例如蕾娜范集团把专业护理和酒店服务结合起来，在许多城市设立了以机构养老为主的“生活服务中心”。
近几年来在德国又兴起一种新型的居家养老模式——监护式公寓。因老人行动不便，新建的公寓无障碍，另附加一些服务老人的硬件设施，如电子信号器或电视监控器等，如需要护理则可预订上门护理服务。
经验表明，监护式公寓和养老院结合后，它受欢迎的程度更高，推广也更快。老人们不仅所得到的服务项目大量增多，而且一旦卧床不起可直接进入邻近的养老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开业的蕾娜范生活服务中心“柏林布赫”。其服务内容有护理式托老公寓养老院 ，日间照料中心，短期托老所，老年痴呆症护理中心及医务精心护理中心。
由于人口老化和出生率降低的原因，据预测从2012年至2020年德国共需外加22万护理人员。目前在护理行业工作人员约97万人，专业人才极为缺乏的情形已有多年。针对广泛的服务项目如老年护理、痴呆症护理、医务精心护理等，通过举办专业讲座，和保险公司或医院进行交流，对护理人员不断培训和再培训非常必要。
老龄化更严重的德国，有没有面临养老危机？
目前而言，德国并没有面临养老危机。因为德国有着完善的福利体系和养老模式，再加上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又是发达国家，只要国家经济不出现严重问题，德国对于养老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一个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自然是希望晚年能够过上衣食无忧、幸福安康的生活。可是一个人老去之后就会丧失劳动能力，不但会成为儿女的负担，还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养老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与国内不同的是，德国的养老不但没造成问题，反而一路高歌猛进，最近还提高了老人的养老金。从2019年7月起，德国西部地区养老金上涨3.18％，东部地区上涨3.91％。
联邦劳工部长HubertusHeil表示:“退休人员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良好状况以及工资增长的整体形势，所以养老金也得以增长。”从这里看出，支撑德国养老的正是其大好的经济形势，所以能够给予老人更多的照顾。
除了发达的经济之外，德国的养老体系也更加的专业和完善。在德国养老主要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社会、政府和个人共同养老，第二个是将不同的养老分阶段按不同方式“养”。而公共养老保险是绝大多数退休者的主要生活来源。
再完善、再专业的养老体系都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很难做到像西方那样的福利体系。但是我们也在一天天的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变化，这正是国家的发展带给国民的实惠。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的腾飞，未来我们的生活会更好，而养老也不会成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