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两弹一星”选才『两弹一星往事』
20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大批旅美华人在祖国的召唤下，纷纷回国参加建设。
1950年8月29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启航，邮轮上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子女，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原子弹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赵忠尧，以及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等，后来他们中有12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对于这批要回国的中国教授、学生，美国政府予以了特殊的“关照”。船还没有启程，他们随身携带的书籍特别是有关物理学的书籍就被全部没收。
9月12日清晨，轮船抵达日本横滨时，美军驻日总部截捕了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三人先是被拘押在美军情报部，后移至东京中野美军监狱，再转到拘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
1950年11月底，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赵忠尧等人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赵忠尧，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1955年，他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展原子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
曾经参与美国第一枚导弹研制的钱学森，原本于1950年和赵忠尧一起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可是在启航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扣压了钱学森的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同时指认他为“毛的间谍”，随即将他关到特米那岛上。时任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的金贝尔认为：“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其后钱学森在美国经历了五年漫长的软禁生涯。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亲自作了批示。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前，周恩来一方面下令提前释放抗美援朝中被我方俘虏的美国11名间谍，一方面指示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向美方提交一份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被扣中国侨民名单。当美方狡辩称钱学森等没有归国的想法时，王炳南立即亮出了钱学森的亲笔信。
在有力的证据面前，8月13日，美国终于公布了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美国国防部释放钱学森的决定。至此，钱学森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1955年初秋，钱学森一家从旧金山港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于9月17日回到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此外，在周恩来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科学家先后回到祖国。正是这批科学家，成为“两弹一星”研制的中坚力量。
主播简介：
李雨昕，就职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用青春托举梦想，用声音致敬航天。
1950年外国间谍企图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毛主席：打过来谁都不许跑
“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彭真在西花厅听完汇报之后，对正准备离开的李国祥作出指示。
1950年国庆节前夕，北京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员截获了一封信件，信件的内容从字面上看，不过是一封简单的购销通知，但侦查员经过分析，感到其中隐藏了一个大阴谋，而这个大阴谋针对的恰恰就是天安门……
“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一处侦查科集中！”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作出指示。1950年4月，公安部获得重要情报，美国情报组织与在我国大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进行颠覆新中国的活动，为了打击这些间谍活动，公安部决定彻底清查国际间谍。
很快来自全国各地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就堆满了侦查科曹纯之科长的案头，虽然当时曹科长还不到三十岁，但却极富情报工作的经验，被人们尊称为“老曹”。在众多的材料中，华北军区情报处提供的材料最丰富，搜集到这些信息的徐省吾教授因此被借调到侦查科协助工作。
徐省吾教授早年在日本留学，抗日战争时期被迫为日本人服务，之后随日军来到北平，被华北军区情报处发展为情报员。在徐省吾教授搜集到的这些材料中，许多都直指一个美国人在京设立的“美国新闻处”。
所谓的新闻处不过是美国情报机关在我国设立的情报机构，长期居住在北京、天津两地的战败国侨民经常出入这里，这些侨民中有部分人曾经是间谍，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被美国人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曹纯之所带领的侦查科一直视“美国新闻处”为一大隐患，侦查员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经常出入这里的可疑外国人，进而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寻找外国间谍的犯罪事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意大利人李安东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
李安东出生于上海一个意大利商人家庭，一直到10岁才返回意大利，1919年李安东重新回到中国，成为一名军火商人，为军阀们提供军火。1933年开始，李安东积极搜集中国的机密情报，并直接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买了大批飞机。
险些被判为战犯的李安东出狱之后才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正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李安东也自然而然地被发展为美国的情报人员，并接受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的直接领导，之后还发展了多名情报员，其中包括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意大利人哲立以及法国人魏智。
1950年4月，美国国务院命令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撤离中国大陆，除了少部分人员撤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以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回美国。自此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离开中国，前往东南亚担任情报机构负责人。
五个月之后，包瑞德来到香港与李安东秘密接头，想要找一个名正言顺回北京的对象。就在他物色“特使”的时候，曹纯之也正在对李安东周围的一系列关系展开查找工作。9月25日，侦查员在哲立的家门口发现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程梦，两人交谈了一会之后程梦便离开了哲立家。
在北平解放前，哲立的妻子曾经在燕京大学担任钢琴教授，是程梦的钢琴老师，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哲立的妻子也随包瑞德去了台湾。就在程梦的情况上报到曹纯之那里的时候，程梦家所属的居委会也上报一个情况，程梦的大姐程娜从香港回到北京探亲。
程娜同样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其英国籍丈夫在解放前和包瑞德有过交往，目前在香港开银行。种种迹象都能和包瑞德联系到一起，侦查员立刻对程娜展开调查，并从她的脂粉盒中找到了包瑞德的半张名片。
当时程娜不明就里，还辩解说自己是受包瑞德的委托，回到北京请哲立帮忙，帮包瑞德的妻子卖掉在北京存放的钢琴。曹纯之立刻严肃告知程家姐妹，他们正在被包瑞德利用从事间谍工作。经过一番思想工作之后，程家姐妹同意协助侦查员破案。
在侦查员的安排下，程娜和哲立见了面，在拿到包瑞德的半张名片之后，哲立立刻驱车前往李安东的住所，李安东明白包瑞德是向他们下达了行动命令，随即通知山口隆一，马上和东京方面取得联系。
山口隆一找到一位卖熏鱼的伊拉克女子，交给她一个信封请其代为邮寄，这个伊拉克女子早已经在侦查员的监视之下，而这封信也成为破获李安东一伙人从事间谍活动的关键。
9月26日一大早，伊拉克女人前往东单国际邮局将信件寄出，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员立刻截获了这一封信件，信件是用日文写成的，大致内容是：
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破绽，不过是一封购销合同，但侦查员经过分析之后就感觉有些蹊跷，首先信件是写给日本的一个间谍组织，这个组织并没有关于消防方面的业务，为何他们要购买消防器材？
其次山口隆一对外的身份是法文图书馆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非商人，为何要为间谍组织购置灭火器？正当侦查员一头雾水的时候，信笺中所附的便条让侦查员大吃一惊，便条上用英文写着“重要情报”，上面是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画面上有两条抛物线，其中一条直指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标注：
另一条抛物线则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上的一个人，旁边同样有日文标注：“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在便条上还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侦查处处长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拍照之后立即向公安部作了汇报，侦查处长李国祥当即召开会议讨论案情，当天是9月27日，距离国庆节一周年的日子仅剩下3天时间，届时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和群众们一起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
当时一位侦查员分析，自己觉得这张图就是将天安门当作炮击目标，自己在军事大学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最小的六零迫击炮最大射程3500米，所有侦查对象中，李安东、山口隆一所住的地方距离天安门最远，直线距离也没有超过2000米。
“我这就去向中央汇报！”李国祥听完之后匆匆赶往中南海，如果侦查员的分析正确，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李国祥匆匆来到西花厅，向周总理和彭真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仔细看完信件后指示：
彭真也指示李国祥要迅速破案，并嘱咐他要严格将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只逮捕主要罪犯，即使是原先美国方面的情报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
随后周总理和罗瑞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得知后沉稳地说：“轰炸也好，打手榴弹也好，打迫击炮也好，都不准动，照样阅兵和游行。”
9月28日清晨，曹纯之将公安部的侦查力量和兄弟部门的侦察力量进行了任务分工，并向大家作了案情介绍。上午七时，李国祥按时到达并下达作战命令，各组分别前往不同的地方逮捕李安东等间谍分子。
最先逮捕的是甘纳斯，当时甘纳斯正提着皮箱要出门，被及时赶到的侦查员拦住了去路。第二个被逮捕的是山口隆一，当时他正在魏智的法文图书馆中，山口隆一甚至在被捕时还在狡辩：
哲立被逮捕时含糊地对侦查员说：“只是正在策划，就被你们发现了。”在逮捕李安东时，侦查员假称派出所查户口“骗”开了大门，侦查员一窝蜂地涌入李安东家，将枪口对准了李安东，确定身份后侦查员向李安东当面宣读逮捕令：
李安东无奈在逮捕证上签字，然后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随后几名间谍分子被押往公安局预审科的所在地草岚子。由于李安东等人是外国人，公安部调集了许多外语人才去协助审讯，杨奇清副部长亲自到草岚子主持审讯工作。
侦查员经过对李安东家里的搜查，发现了大量关于解放区政治、军事等情报资料的文件，不少文件上还有我军部队的番号和领导人的姓名，甚至侦查人员还搜出李安东写给美国纽约大主教查普曼的信件，其中写道：
在山口隆一的家中，侦查员搜集到写有新中国领导人和政协代表信息的卡片210份，其中包含有这些人的基本情况、职务、住址等信息。虽然这些情报算不上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完全能够成为构成间谍罪的证据。
由于临近国庆节，审讯的工作尤为紧张，在前几次的审讯中，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矢口否认自己正在从事间谍活动，但是在众多的证据面前，他们无法再继续抵赖，尤其是侦查员从李安东家中搜出一堆金属，拼装之后就是一门小型的迫击炮。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不得不承认，托人寄出去的那封信是寄给美军驻日情报处的，他们奉包瑞德的命令，准备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利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我国领导人，趁机制造混乱。
谁都没有想到，包瑞德这位美国驻华武官，居然是美国方面的间谍。当年他作为首批美军观察组组长到达延安，周总理等人还亲自到机场迎接，毛主席还为包瑞德授过勋章。10月1日，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在登上天门城楼前，毛主席镇定地对周围人说了一句话：
国庆节庆祝活动顺利结束之后，经过九个多月的反复审讯，侦查员又相继抓获了法文图书馆的经理，法国人魏智和潜伏在易县地区的天主教紫衣主教，意大利人马迪儒，同时为间谍组织传递情报、藏匿物品的中国人马新清也一并遭到了逮捕，至此李安东间谍集团的七名成员全部落网。
1951年8月17日下午，李安东间谍集团的七名成员，在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接受审判，罗瑞卿担任公诉人，向法庭宣读了对李安东等人的起诉书。最终军法处处长王斐然对七名罪犯进行宣判：
宣判之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押上汽车，前往天桥的刑场，汽车特地从东交民巷经过，沿途的群众群情激昂，扬眉吐气。下午五时，随着两声枪响之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至此建国后第一大反间谍案完美收官。
我国为何要制裁11名美方人士？
(一）对等制裁美方恶劣反华人士，11对11
美国在8月7日宣布对外制裁11名中方人士，在此之后中方外交部发言宣布反制美国联邦参议员11名。其中有6名议员是”逢中必反“，一切有关于中方的不实报道，还是有关于打压中方条例他们都无条件的支持。更有甚者在此次香港暴乱的时候还亲自到香港地区，为暴乱分子撑腰。其中还有三名反华人士，甚至在了一个月的时间内两度被中方所制裁，其言论和行为恶劣程度可想而像，此次中方制裁也算是反制美方对于中方人士的制裁，11对11的局面。
（二）其中不乏十分勤劳的反华议员，喧闹的中方批评者
制裁名单中有一名是美国的共和党人士，并且作为典型的美国保守主义的典型人物。他发表的言论都在针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同时此次香港发生暴乱他还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一所谓的法案的幕后推手。在之前他还发表过言论，称中国将新疆地区改造成了”强迫劳动营“现在来讲显然他的言论是非常不正确的，在美国还称他为最为喧闹的中方批评者。另一名作为美国政客中老牌的”反华议员“他对于中方问题也是逢华必反，作为老牌的反华议员，他在此次香港暴乱，还去密会了“祸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
（三）中方制裁是针对的美方恶劣反华人士，所以完全有正当理由
像上述描述的这种反华议员，在此次制裁中并不少见，中方此次制裁的6名都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中方制裁的都是采取恶劣手段，或者发表过恶意反华的言论的美方”反华议员“同时中方此次的制裁，完全有正当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