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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统一的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这无疑是我国立法史上一个深具意义的大事件。从此，“破产”、“失业”等字眼闯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于企业而言，在遭遇可能“破产”之情势时，便多了一个公平有序地退出市场的程序性机制。
1、立法模式即立法体例或称立法结构，是一个法律文本的基本框架，内含了立法者的基本逻辑与价值取向，其背后更加深刻的背景就是立法体例的决定因素。综合考察各国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可以看到，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对金融机构破产法律适用的不同，可以将金融机构破产立法划分为两种模式：一元立法模式（又称普通破产立法模式）和二元立法模式（又称特别破产立法模式）。
2、一元立法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一元立法模式即普通破产立法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亦可称为“英国模式”。该模式不对金融机构破产作特殊规定，而是适用于普通破产法。
破产条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政府颁布的法规，以规定企业或个人破产程序，保护债权人权益，帮助债务人摆脱债务困境。在中国，破产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于2017年3月1日施行。该条例明确了破产程序、债权人优先受偿、债务人保护等规定，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法律保障。
“人格破产”是法国破产法提出来的概念，意指债务人受破产宣告后被限制或丧失某些公民权利和职业权利。由此可见，人格破产只适用于自然人。而公司破产后责任的个人化发展趋势，所以企业负责人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准破产人”也产生了人格破产问题。法国1985年颁布的有关破产的法律规定，如果公司破产，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有过失的企业领导人宣告其个人破产，或禁止其经营管理，控制企业。日本破产法第152条规定，有关对破产人自由的限制，准用于破产人的法定代理人、理事、准法定代理人、准理事以及经理人。我国《公司法》也已经对法定代表人以及董事经理担任其他经济组织领导人的资格在一定期间内给予了限制，但现行破产法却没有规定所谓人格破产制度，所以我国新破产法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对破产人个人的某些公法或私法上的权利在一定时期内作出限制。如在一定期间内不得充任律师、会计师、法官、公司董事、经理等。并且规定只有在法院作出人格破产的裁判后，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当然人格破产的消极后果不能无限期的延续下去，而必须有一个终结的时间。破产法为此特设复权制度以资救济。因此可以说，复权制度是在人格破产制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至于复权程序，归纳各国的做法不外两种：一为申请复权主义，如意大利、法国等；二为当然复权为主，申请复权为辅，如日本。这两种立法例各有所长，相较而言，后者对破产人有利一些，但采取前者的国家居多。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的复权制度时，我以为，目前以采取申请复权主义为妥。因为在我国破产惩戒机制形成的初级阶段，采取申请复权主义更显正规、权威，有利于强化破产惩戒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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